傅郁林：论最高法院的职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

{14}事实与法律不存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区别，那么是否具有认识论上的显著不同呢？现代认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创造真实信念或知识的特定的认识实践（epistemic practice）是否可靠。{29}Endicott, supra note 20, p. 10. {30}John Paul Stevens, Some Thoughts on Judicial Restraint, 66 Judicature 183（1982）． {31} Weiner, supar note 23，p. 1927. {32}美国尤为突出。

如德国民诉法第543条第2款规定的案件具有原则性意义，指的就是案件提出了在不确定的众多案件中都可能出现的具有裁判意义的、需要澄清的且也能够澄清的法律问题。{30}尽管这段话针对的是从卷帙浩繁的移卷令申请（petitions for awrit of certiorari）中筛选重大法律问题进行移审的实践，我们从中也能窥探到司法政策对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影响力。认识的负责的行动无疑就是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证据，并进行最佳推理的认识实践。{33}其实，这种意义上的证据不充分并非指待证事实没有充分证据的支持，而是指没有充足证据支持法律的适用。……司法谦抑原则告诉我们，在解决司法冲突时保持耐心有时会产生最佳的效果。

关于区分的知识理论皆由此生而用于此。两大法系对事实的分类有所区别，但在共通的意义上，事实构成证明的对象，对事实问题的探知可归纳为当事人提交证据并展示证据内容，事实裁判者予以斟酌认定，形成法律适用之前提的过程。由此就不难想见，新的程序机制既然挣不脱老的情理链条，不能剔除作为官方和地方、公家和私家之间结合纽带的人情面子，又怎么可能确立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现代行政和政治体制。

一个人从此并不负有对他人的救助义务和权利，但也因此同样无权要求他人的救助。{25}成都自焚拆迁户唐福珍死亡, http://focus. news. 163. com/09/1202/16/5PHSBK5100011SM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30日。不论人民将信仰危机归罪于法律是否妥当，这一舆论态度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要求法律服从情理的伦理诉求。这样的观念沿袭下来，很长时间里人们往往是将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各种具体问题都归结为没有法律依据。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耳闻目睹的中国法治进程始终鲜明体现为一次次立法浪潮，十年之前已然制定了四百多个法律或法律性决定，九百多个行政法规，近万个地方性法规，以及为数更多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尽管信仰危机不是法律造成的，但是法律的确因为违背情理而恶化了信仰危机—既是道德的信仰危机，也是法治的信仰危机。

黄仁宇甚至把缺乏数目字化的精确管理，径直作为了传统中国政治腐败的根本症结。问题仅仅在于，在法律和情理之问，我们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参见吴邦国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文，http://news. cnty. cn/china/20110310/102525. 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7月21日。{33}学界的这一文化心态和政治信仰，体现的是当代中国最为深刻的权力支配关系。

林毅夫：中国独特的新经济现象，《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08年第5期。一旦坚定了对现代法治的信仰，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创设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和文明结构及其支配的全球秩序，就只能将自己的全部努力归结于适应和成就这一文化统治关系。因此法治不是以法治国而是依法治国，不是用法律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2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礼治秩序一章。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信奉的仍然是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个老理。五、结语：认真对待情理记得我读法学院之前，关于法治的最深印象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箴言。

如今，中国社会有多少秋菊那样的平民百姓，可以坚定地相信自己说法的正当，敢于宣告我就是不服，敢于质问怎么就不能给我个说法，敢于坚持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人情也好，民情也好，社情也好，国情也好，要点都不在于法制所重的规则和程序，而在于具体情境格局和特定情感关系中的情理。

如果因为一种现实政治不够完美，如果因为看到了其中令人不安的隐患，就要从根本上予以取缔，那么带来的很可能是同样的结局：铲除的只是善根，留下的却是恶果。偶然得知邻居是恋童癖的绝望主妇，因为爱子心切，便发动整个社区的家长到这家邻居门前示威游行，赶走瘾君子的呐喊惊天动地。所以最近十几年间，恐怕人们听到和说到最多的，一是立法本身还不完善，二是干群法制观念淡薄，三是法官职业素质过低。一个人成为这样的公民之后，所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权利允许的范围内照顾好自己，以及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归根结底是洛克讲的，在于用法律的规则和程序取代情理的伦理和规范，代之作为行使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的最高准则，从而剔除人与人之间的情理羁绊，将原本通过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人情关系连结在一起的人们剥离开来，成为一个个相互孤立因而平等自由的公民。{28}孟德斯鸠，见前注{7}，页154。

另一方面，这些主要社会约束秩序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一种政府根据法律进行过于活跃的干预而造成的后果。{2}无论是七十年代末的文革反思，还是八十年代末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民主诉求，还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推动的产权变革，还是新世纪里公民社会要求的政府转型，都将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病归之于掌权者的个人意志不受法律的约束，都将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指向了法治。

{38}按照这一理解，秋菊的困惑不过是秋菊的愚昧。任何现实政治都会有类似难堪甚至危险的痼疾，任何改革者都会有类似正当的价值目标。

显然，我们不仅没有充分理解作为改革目标的法律之治，更没有理解被作为批判对象的人情之治。正是因为情大于法，由于情理这一正当性基础的存在与牢固，旧有的权力格局才迟迟难以打破，法治的信仰才迟迟难以建立。

不难理解，如果严格依法的法治原则不能在每个具体情境中得到贯彻，法治就只能是一个令人陶醉的目标，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3}这虽然并非绝对排斥对具体情境格局和特定情感关系的慎重考量，但是这种情理考量只能而且必须限制在法律体制容许的范围之内，严格服从既定的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她总是看到我最好的一面。凌斌：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本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最能深刻感受到中西文明在历史转折过程中的剧烈碰撞和相互融合。中国式人治的真实含义，不是意志之治，而是人情之治。

{16}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103。人们往往没能正视法治进程的进展艰难与情理的难以撼动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9}正是因为法大于情，依靠法律这一正当性基础的支撑和庇护，有悖情理、违背道德的丑恶行为反而可以堂堂正正诉诸权力保护。维基百科上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该类案件的词条，参见南京彭宇案, http://zh. wikipedia. org/wiki/％ E5％8D％97％E4％BA％AC％E5％BD％AD％E5％AE％87％E6％A1％88cite＿ note -7。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用一句愚昧就打发掉所有问题。{3}关于一系列彭宇案，参见徐XX诉彭宇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法宝引证码]CLI. C. 85983; ‘救死扶伤还是交通肇事法院答疑‘宁波版彭宇案 http : //www. chinalaw-info. com/fzdt/NewsContent. aspx? id ＝ 27023;天津彭宇案：让道德跟着真相跑 , 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11 - 08/24/c_121902319. htm; ‘彭宇案又现济南：无人证撞人者究竟是谁？ , http://sd. sd-news. com. cn/2011/10/20/1130915. html;女童两遭碾轧，18路人冷漠走开，载《大河报》2011年10月17日。道德的腐败，要说都是个案权衡、法官选择的偏差，反倒好办。情法矛盾的两个方面，不论是法大于情导致的道德困境，还是情大于法蕴含的腐败难题，恰恰是法治进程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现实处境。

美国是这样，德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45}因为孔子知道，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原本希望学者的批评能够正本清源，结果却是理论探讨不是演变为了利益纷争的纠缠如麻、学术政治的剑拔弩张，就是进一步把司法威信一扫而光。{16}也就是说，情不是个体感觉，而是一种源自特定情境、基于自然情感的伦理关系。

因此解决的办法不再会有李公安和县公安局的行政调解，而是会迅速进入司法系统。{25}与此同时，执法者的腐败泛滥更为触目惊心：………………2009年1月至2010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55件，其中贪污贿赂犯罪1609件，渎职犯罪246件。